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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过《祖上印象》之后，大家知道了我的前半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度过的。
其实不止这些，凡是了解我小时候的人，都知道我自幼就与别的孩子活法不同，纯属于是一个极特别的孩子，也就是现在人们定义的“洁癖”。
在我记事的时候，感冒发烧就没吃过药，每当我感冒发烧的时候，父母亲就给我吃药。
我哪，就是不吃药，大人们抓我满炕跑，即使是强行把药放到了我的嘴里，我也是哭着喊着把药吐出来，不知道哭多长时间就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后病就好了。
当父母亲发现了我的这个治病方法后，再有病时他们就不给药吃了，只是空手攥拳头抓我，嘴里还是喊着吃药，我依然是“跑、哭、睡觉”然后就好了。
当我自己能吃饭的时候，小米饭中有个草籽或者是沙子都能用我的小黑手给挑出来。
更特殊的是不跟其他小孩子吃一盘菜，一碟酱。
当我弟弟能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故意用筷子搅拌我的饭碗或者是菜盘，这顿饭我就不吃了。
小时候家里很穷，肚子经常吃不饱，有一次在外面玩饿了，进屋看到了几个年糕饼子，我没有问是谁家送的，拿起来就吃。
吃完后我问是谁家送来的，我妈说：“是张老舅妈送的。”
我当时张口就都吐出来了。
如果说是陈姑家的，可能就不会吐出来了。
张老舅妈家非常脏，她家有个叫“亚柱子”的男孩比我大几岁，我在她家玩时看到过张老舅妈做年糕饼子的过程。
大锅烧热后放点油，然后团了一团黄面放到锅底上，当时她不是用勺子背面拍的饼，而是在灶房里抓一把谷草，两头一撅，用谷草的独头碓出来的饼子。
听到是她家的年糕饼子之后，我就条件反射的非常严重，宁愿饿着肚子，也不会吃她家的食物。
凡是我看不上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在一起玩，当时绝对有“饿死挺肚皮”的精神。
记得一个冬天的雪很厚，有一次我弟弟跟在我的后面玩，我把他扔到了外面，自己回家了。
五岁时妈妈、大姐、和小弟去过老舅家，结果因为打仗被遣返回来了，至此之后在纪家沟住的时候没有出过远门。
有些事在前面的文章中写了，使我记忆深刻的事还有一件，就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人死了是怎么回事。
我妈让我去找我郑舅奶帮忙（抽大烟的郑舅爷家），我找到她的时候是早晨，她正和三个人看牌，眼皮上抹的鬼子红。
我说：“舅奶，我妈让我来找你，我奶奶死了让你去帮忙。”
郑舅奶说：“等一会，我玩完这把牌的就去。”
我不知道一把牌是多长时间，我等了好一会她们也没散。
我就回去跟我妈说：“郑舅奶玩牌呢，她说玩完了就来。”
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过来的，但我由此对玩牌的人恨之入骨，就是现在我对玩牌也不感兴趣，偶尔也玩一会，但都是亲属，而且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。
八岁时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一号，我上学了，学校就在纪家沟屯，当时的老师是我大姐，同学有一些是住屯东头的，我还没有认识全家就搬到了山里二股铁矿，现在的马永顺林场透笼山旅游区。
到二股之后我家住在了林场的家属区，都是山东人，林场学校的老师说话口音听不懂，后来就放假了。
然后九月一号重新开学，，，，就不学习了，都在山上跑着玩。
两年之后搬到了庆安街里住，已经是三年级了，基本上啥也没学着。
在庆安上学时要交三元钱学费，当时家里生活的特别困难，学费也没交起，老师总催着要学费，这一学期又没有学到什么。
到了四年级时，学校又把庆安县东部菜社的孩子们转了过来，这样我们原来的两个班分成了三个班级，我被分到了第三个班，老师全换成了新的。
当时学校的教室不够用，只好两个班用一个教室上课了，我们就开始了上下午倒班上课。
一九七五年这个冬天树挂（雾凇）的天数特别多，几乎是天天都有，我们早上上学的路上每天都是用脚踹树，然后身上落下一层白霜。
好像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，天安门诗抄事件，就这样转眼间两年又过去了，在学校开始学语录，什么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。”
还有什么“鲲鹏展翅九万里，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，不许放屁。”之类的一点没记住。
那时候上学每年冬天学校要积肥和送煤灰，可是到了五年级时，学校要求夏天交肥。
我和邻居同学出洋相，他家和掏厕所的张老九家关系好，我们就借来了张老九家的大粪车，我们几个同学拉着大粪车在学校操场上转圈，这件事现在的小学同学聚会时还有人提起。（张老九是庆安县的高教老师，不知道是怎么成了右派的，他的境界能拉着大粪车吃麻花。）
到庆安之后最快乐的是每个月交四毛钱，能包场看四个样板戏，而且是经常循环看。
一九七六年的九月，去世了，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领着一二年级的学生到工人文化宫悼念伟大领袖。
，。
，北京的大街上就有卖螃蟹的高喊“一个不卖，仨公一母，四个一帮。”
后来就是举国欢庆大游行，城市的标语口号换成了“鞍钢宪法”等，就这样我的小学学习生活就结束了。
2
搬到庆安之后的同学多了，玩法也变了。
因为我们是钢铁厂家属子弟，钢铁厂里到处都是铁，有很多同学都在厂里偷铁和铜卖钱，然后买零食吃，这种事我一次也没干过。
一九七七年九月，我自然升入了初中，我们这片东城区的学生是二中辖区，二中离家很近，学校是两栋二层楼。
我们初一学生分六个班，一、二班是学习好的学生，其余四个班是均分的，我被分到了四班。
开学的第一天我高高兴兴的和同学一起上学去了，可是当我一进四班教室就愣住了，四班是土桌凳，一横排是两条长桌，每桌六个人，当时我们班同学五十多人，男女搭配座位，上下课出来进去的特别别扭。
上课的老师啥水平的都有，特别是教俄语的老师，她原来是教农业的老师改行的，她上课是自己先背俄语单词，然后在课堂上教我们俄语。
上初中后同学就更多了，因小学基础没学好，初中的课自然也就学不会了，一个家住街里的同学带我逃学了，他和他的哥哥领我到“小人河”边上打鸟钓鱼，我跟他哥俩玩了一个夏天，放学的时间回家吃饭，父母也没管，我就当他们不知道我逃学了。
上半学期之后，学校的土桌凳拆除了，学习也有些稳定了，学校又开始了考试分班，我的成绩不好被分到了六班。
当时二中有个教导主任张老，他上课时翻了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作业本，讲第二节课时开始叫名字提问。
喊到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不认识我，我就没站起来回答，他叫了两遍之后说：“第四行第二排的男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怎么不回答我的提问哪？”
此时我对这位老师开始敬佩了，后来听同学说张老师查字典不查笔画和拼音，直接翻页找字。
初二下半年我们六班黄了，我又被分到了五班，五班的数学老师是钢厂的家属，她跟我父亲很熟悉，一次对我父亲说：
“钢厂这些孩子，谁考上高中你家兴亚也考不上高中，他上课一点都不学习。”
父亲回家问我为什么不学习？
我说：“是不是葛老师说的。她成天在黑板上做题让我们抄，过几天她又说那道题做错了，又重新在黑板上写一遍，你说我上她的课有啥用。”
父亲听我说完也就没说啥。
其实第一次改变我命运的是我的大姐夫张宝成，他在部队回家探亲时，看到我妈妈在炕上躺着，而我还在外面傻玩。
他就对我说：“你是个男子汉，你妈有病，家里其他人都在外面干活，你不能瞎跑了，应该学会撑起这个家的任务。”
我当时什么都不会，就问他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他说：“你应该从洗衣服做饭开始，帮家里人干活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会呀。”
他说：“我教你。”
然后就让我拿个洗衣盆子，倒上点洗衣粉和水，教我洗衣服，之后又教我做饭、包饺子和馄炖，然后这些活我就自己做了。
初中也没有认真学习，在初二的时候，三姐夫家有个亲属郭木匠，他在我家给大姐夫家打家具，晚上我俩一起住，当时一个月挣了300多元钱，是国营二级工一年的收入。
我在晚上睡觉时就向他请教学木匠的条件，经过他几次对我的测试之后，他说：“学木匠累。”
我说：“没事的，我初中毕业后就拜师学艺。”
终于熬到了初中毕业，那年我十五岁和钢厂的同学卸了一个月的火车货物，挣了二百多元钱，那时候没有想法，只是觉得学习不好也得生存，为了挣点零花钱苦和累都能忍受。
然后我就骑车60多里路到大罗镇老舅家，走的时候拿了老舅的锯和刨子回家了。
假期快要结束了，二百多块钱也挣到手了，学木匠的心也已经定了，在家洗完衣服后我就要去找郭木匠。
此时我三姐在院子里问我妈说：“小三在没在家？”
我妈说：“刚卸完火车回来，正洗衣服哪。”
三姐进屋就对我说：“你去学校看看吧，王老五说你考上高中了，他没考上。”
我根本就没信，我学习啥样我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怎么能考上高中呢。
我三姐说：“我车子在外面呢，你骑上去学校看看吧，卸火车多累呀。”
我只好到学校看看红榜，从上到下看了一大半也没有我，后来又从下往上看，结果第二个是我，一共五个班，考上高中的只有七十二个学生，我是倒数第二个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对考上高中的事感到莫名其妙。
就这样初中的学习又结束了，我的木匠梦也就破灭了。
3
三中的学生很多，我们一届又分了六个班，八、九班是学习好的学生，十班是文科班，我是十二班，高中的文化课依然没有学好.
在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考试，起初是因不好好学习，怕考不好试被家长骂，每到考试之前自作聪明的我，就要到卫生所找医生看病，说自己脑袋疼。
大夫看不出来病症，诊断结果就是“神经性头痛”，后来不是简单的是头痛了，而是左鼻孔不通气了，一到冬天就堵的难受，每天早晚都是吐噜吐噜的不透气，这之后不学习脑袋都疼了。
好像是1981年的一个秋天，我在家里扒锅台砌锅台的过程中，这活灰尘太大了，呛得我打了一个大喷嚏，然后马上就感到鼻子通气了，我看到很远处有块很大的鼻涕，就好奇的走到上面踩了一脚，结果感到没有碾碎这块鼻涕，就用手拿起来看，发现是一块肉，此时感到问题严重了，就用水洗净发现形状跟猪苦胆一样，外面是一层薄厚适中而且是一半透明的皮，皮里包着水，总长有半尺多，自这之后鼻子不通气的病好了。
我妈知道后说：“在老家是谁家的十几岁的孩子，鼻子就这样，天天吐噜吐噜的不到三年就死了，我还以为你也没救了呢。”
此时我才清醒过来，父母是不知道我能活多长时间了，所以才不管我了。
上高中之时家里就买了奶牛，养了兔子，屋里还养了十几只羊鸡。
我放学就去放牛，割草喂兔子，晚上还要剁鸡食喂鸡，这些鸡冬天也下蛋，冬天一个鸡蛋能卖三毛钱，补贴家用。
养鸡学问可大了，经常遇到鸡瘟。
邻居家的王婶告诉我一招，发现鸡打蔫了，怕是闹鸡瘟，不用喂药，将鸡粟子用刀割开，然后将鸡粟子里的食物掏空，再用线缝上，鸡过几天就又开始下蛋了。
当时父亲的意思是让我经商做买卖；而母亲则是极力让我读书；我哪，学木匠的心还是没有死。
此时正是我二哥结婚之前的几个月，大哥和二哥家里的房子已经盖好了。有一天木器厂来了十几个木匠，这些木匠是我二哥的连桥带来的，十几个人在他连桥沈忠的指挥下，两天就做好了几样家具，而且样式和质量也特别好。
我在此时明白了个人和团队合作之间的差距，对郭木匠的崇拜之心几乎就没有了。
我在他们剩的木料中捡了几块很薄的板子，用他们的工具将木板刨平，用胶拼成了大块之后，，这个棋盘在当时没有人做的比我好了。
之后又用木方做一个四腿八叉的板凳，这个板凳是缩小了高板凳的尺寸，结果没有做好看，但是能用。
时间过的真快，不知不觉中两年的高中就又过去了。
我这两年的高中是在分班中度过的，开学典礼时高一一共六个班，可是冬季有一些同学参军走了，我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班合并成了两个班，第二年的冬季又有一些同学参军入伍了，我们剩下的三个班同学共计七十多人，又被统统归到了一起，成立了新十一班。
七月份高中毕业了，我们庆安三中这一年只考上了一个绥化师范的中专生，还有一些人考上了技校，而我们这些什么也没有考上的人，只能当兵走了。
我当时在大姐夫的努力下，也如愿以偿的当兵了。
在哈尔滨成高子新兵连集训时，我大姐夫和人事局的张徳树到部队看我，跟我说新兵连结束后就安置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警卫，当时公安厅杜厅长的爱人是绥化人事局的，跟大姐夫业务上是上下级关系。
我当时打靶五发子弹打了四十五环，试点瞄准全连第一。
可是在复检时我的近视眼露馅了，结果就被退回了原籍，此时梦想再一次破灭了。
我被遣送回庆安县武装部，晚上武装部的张参谋没让我回家，请部队的干事和我喝茅台酒，这是我第一次喝到茅台酒，在此之后喝的茅台酒就没有这瓶茅台酒的味了。
第三天放我回家时，他们又补充了两个兵员，之后的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致使我又闷闷不乐了两年。
在这两年里，我学过钳工修理、电气焊、钣金工、冬天烧过锅炉，而且还经历过一氧化碳中毒，如果不是我父亲叫的及时早就死了。
我父亲早晨四点多钟叫我起床烧锅炉，叫了半天我没有反应，他就用镐将门给刨开了，然后就抱着我到了另一个屋里，等我缓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。
